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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端升与极权
作者:邵建 2014-09-13 11:11
  

多年之后,面对自己一手编订的自选集,钱端升(1900-1990)是否会想起当年《东方杂志》发表他那篇政论的日子。这是1934年元旦,是年第一期的《东方杂志》发表了在我看来是钱端升生平最重要的一篇政论《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然而,五十多年过去了,1988年,年迈的钱端升在为编好的自选集写序时,并未提及这篇,正如《钱端升自选集》,也没有它的影子。

这是一篇不能被忽略的文字。1930年代前期,胡适在他负责的《独立评论》上发起了一场历时三四年的“民主与独裁”的大讨论。当时认为独裁亦即专制具有必要性的知识人,主要有蒋廷黻、丁文江和钱端升等。不过钱的文字不是发在《独立评论》上而是发在《东方杂志》上,是胡适两次在文章中把钱作为批评对象,钱等于是间接地介入了这次知识界的论战。与蒋、丁、胡等人不同,例如,蒋的题目是《革命与专制》,丁的题目是《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胡的题目是《建国与专制》;钱端升是一个例外,他率先用了当时知识圈还不太熟悉的一个词:极权。

极权和极权主义一词今天已耳熟能详,它在知识界的流行大约是21世纪以来的事,至今已经十多年了。但,这是一个被历史中断的词,它早在民国时代即已出现,只是1949年以后几乎被蒸发了。等到它半个世纪后重新面世,和民国时一样,许多人不仅视为新词,而且也都视它与专制独裁同义。

很难对这个词在中国的最初出现进行知识考古,那需要浩瀚的阅读。就我本人言,我倾向于将钱端升视为如果不是这个词在国内运用的第一人,也是第一批人;并且大致可以推定,他同时就是这个词的翻译者。极权主义是英文Totalitarianism的意译,因为是个新词,钱特意在文后作了注释:“极权国家为‘Totalitarian State’一词的试译。”既为“试译”,说明它是最初面世。为何译为极权主义,钱的解释是:“‘极权国家’者,盖即指国家权力无限之意。”这未必是个合适的翻译,它不容易使人直接明白。比如胡适在批评钱文以及他后来刚开始沿用这个词时,并没有理解它作为现代政治的特殊义函,仅仅是与传统的独裁专制等同。

另一个例子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他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中说:“在上述列举的西文与中文专制主义对应词中,我的朋友,去年去世的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最爱用的是第一个词totalism,他译之为‘全能主义’,因为皇帝老子什么都要管,实际上也就是‘权力通吃’。藉此,也可以更清楚地明白专制主义的含义。”这虽然是对极权的误读;但,邹谠的翻译属于直译,效果大致要比钱端升好。毕竟‘Total’一词含有“总”“全”的意思,于是有人更把该词直译为“全权主义”。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大致都把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留学英美的)统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现在看来有不少问题。不妨看钱端升,据其自述,1917年读清华,1919年赴美求学。先是在北达科他州立大学读政治学,后又去密执安大学继续读政治学,最后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这是一份豪华的学历,但由美国一手培养出来的政治学人才是不是就是或一定是自由主义者呢。这至少可以成为一个问题。

《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在钱端升那里,这是一个二元对立的选择,他自己的选项是极权主义。极权今天已是贬义,但,它初度国中时,和法西斯概念一样,毋宁是褒义的。这是一个旁例,在《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费正清对留德回来的乔冠华说:“你似乎研究过极权主义的理论”,其时已经加入共产党的乔冠华回答“我就是一名极权主义者”。这不奇怪,在国难当头的三十年代,要不要新式的独裁与专制,以拯救一个涣散的国家,不少知识人都为其点赞。极权也一样,它不但没有贬义,在钱端升那里,还获得了足够充分的正面阐释。

在钱看来,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政治正面临衰颓之势,起而代之的则是现代独裁或极权国家,尤其后者,它是一种适宜现时代的国家制度,也是中国政制的一个发展方向。成功的例子就是意大利、德国、苏联和土耳其,这些国家一概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气象。本来极权一词就来自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三十年代在德国也成为流行词。它在意德两国都具有政治正面性,而且国家统治者就是要打造一个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新型国家。在钱看来,苏联虽然从不自称是极权国家,但它实际上也是。所有这些国家,如果比之于英美,它们显然是在走上坡路。所以钱端升认为极权主义的方向就是未来中国的方向。

二战之后的五十年代,始有英美学者展开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但他们(哈耶克除外)的着眼点大体都锁定在意识形态上。比他们早十几年就开始阐释极权国家的钱端升有一特别之处,他是从经济角度讨论极权的。你今天固然可以不认同钱的看法,但不得不说,钱比那些英美学者看极权要看得更准,尺度拿捏的也更到位,尽管价值取向相反。

在钱看来,极权经济是国家统制经济,“只国家得有产业,而人民不得有私产。因之,一切工商企业俱由国家经营。”这种经济的好处是出效率,针对中国而言,“欲达到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由于民主政治是不宜于统制经济的,故民主政治的衰败将成为必然的趋势。”而且就世界大势来看,“不论在哪一个国家,统制经济迟早将为必由之路,因为不采用统制经济的政策者,其生产必将落后。”很显然,这里的统制经济即后来我们称谓的由国家所掌控的计划经济。

由于极权主义是国家对社会与个人的“全”方位的控制,这种控制用钱端升的话说是“无所不包”。按西方极权研究者比如汉娜·阿伦特等人的看法,极权统制主要是靠意识形态,但仅仅是意识形态其实远远不够。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的经济统制。只有国家从经济角度把所有资源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包括媒体资源,意识形态才能有效落实。比如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是三民主义,但1930年代,官媒远不如民媒有影响力。像《独立评论》《东方杂志》等根本不可能以三民主义为主导。所以国民党有意识形态,但却谈不上意识形态的统制。其中关键一点,它不可能从产权角度全盘掌控媒体。

只要存在私人产权,就不可能产生极权主义。所以1930年代钱端升谈极权国家从经济入手且以此为谈论中心,真是一种识见。他甚至认为以上四个国家虽为极权,但“其中有的对经济制度的认识尚嫌薄弱”(这主要是指德意两国,和苏联相比,由于私人产权事实上的存在,它们充其量只是准极权)。然而,连同生产资料在内的所有资源一旦为国家掌控,个人自由则岌岌乎可危。所以,钱端升说像以上所说的极权国家,“其最为世人不满的地方则为旧式自由之无存”。这里的旧式自由即指古典自由主义以财产权利为根底的各种个人自由。

显然,这个问题最能考量一个人是不是自由主义者。在钱端升看来:“独裁既真能为大多数人(几乎是全体人民)增进福利,则又乌能因少数人的自由之被剥夺,而硬要维持谋福不及独裁的民治。”不独如此,“我们反对极端(权)的国家的最大理由,仍是个人无自由。然我们于推重个人自由时,我们常不免过分重视个人对于事物之标准或价值。实则个人的估价离了社会的估价,是无意义的(笔者注:个人价值离开社会价值是无意义的)。”于是,这是顺势而下的结论:“在极端(权)国家,个人的价值固有降到零点而社会价值成为一切估价的标准之势,然这绝不是文化的退步。所以人类的成见迟早总须加以改正的。”弃个人本位而代之社会本位,钱端升虽然留美,但肯定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作为极权这种新型国家的早期拥趸,他的集体主义倾向不言而喻。

知识分子是观念人。观念可以决定选择。1930年代,钱端升当然希望国民党能成就一个极权国家,以使中华民族强大。但他终究失望了,国民党不配。尤其40年代,钱端升与国民党交恶。按《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的说法“由于在昆明西南联大参加过一次反内战的示威集会,1946年国民党就曾经朝他的脑袋上方开过枪。”1947年12月,钱以哈佛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讲学。据他自述:1948年秋,国内形势发展迅速,他已经看见了曙光。虽然美国友人劝他留在美国教书,其时他正住在费正清在坎布里奇的家里。但他谢绝了友人的好意,决心打道回府。于是买舟旧金山,于1948年11月回到北平,旋被推为北大法学院院长。这不妨是一个有意味的对比,同为清华出身并留学北美的胡适,于1948年12月乘蒋介石派出的飞机,离开危城北平,后辗转赴美。他们两人一先一后和一进一出,固然是他们自己的选择。究其最深沉的原因,应该是出于各自不同的理念。

寄望于国民党的,国民党没做到,共产党做到了吗。也许我们不知道钱端升漫长的心路历程。但,1949之后,他的命运我们却是知道的,于此不缀。这里不妨看他生命晚年的最后一个选择:长达20多年的右派改正之后,已经八十多岁的钱端升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并于1984(一个奥威尔的年份)被批入党。